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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
  • 展览地点:特展馆2楼8展厅 展览时间:2018.12.22-2019.4.14
  •   2018年12月21日,“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揭开帷幕。展览由南京博物院策展、主办,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协办。南京博物院党委书记孙虎、山西博物院副院长王晓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刘文涛、大同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南京市博物总馆副总馆长吴阗参加开幕式。

      这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展览,它通过对江苏出土的东晋文物、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代文物的对比展示与阐释,讲述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艺术风格下,5-7世纪南北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交融与变革,勾勒出东亚最重要的两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间交流互动的画面。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展览,展览按时间脉络,通过三个篇章解读琅琊王家族及司马金龙的一生。第一章讲述琅琊王的家族,以文物营造一幅南方士族贵族的生活图卷,让帝王州、金粉地建康士族的华贵跃然眼前;第二章选取鲜卑特有的游牧民族器具,呈现塞北民族的奔放与豪迈;第三章展示司马金龙家族的光辉,通过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遥想琅琊王族的尊贵。

      这是一个精品荟萃的展览,共展出的123件(套)文物中,一级品达30件(套),尤为难得的是,近20件(套)文物首次对外展出。来自山西的朱金耀彩的北魏《列女古贤漆画屏风》(已入选央视第二届“国家宝藏”栏目)、敦煌写经孤本《佛说卅七品经》、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最早的一枚钻戒(东晋金刚石金指环)、丝路远舶而来的异域金银器,还有很多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掘的六朝墓室砖画……将北国的粗犷豪放与南国的温和优雅交相辉映,折射出整个时代文化与艺术的激荡与辉煌。

      众所周知,南博的策展人制度已经执行了两年的时间,而此次展览不同于以往的自上而下地确立策展人模式,而是由南博年轻研究人员左骏在其长期对魏晋时期的历史、考古、艺术等领域研究基础上,通过内部申请、审批并最终落地的展览。该模式不仅促进年轻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进行学术研究,同时也有效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服务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的文化服务项目。希望观众在欣赏展厅中的精美文物、探索展品背后的故事的同时,能够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展览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2楼8展厅,展期截止于2019年4月14日。


      展品介绍

    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

    北魏

    1号漆画屏风板长82厘米,宽20厘米,厚2.5厘米

    2号漆画屏风板长82厘米,宽20厘米,厚2.5厘米

    边框构件残长42厘米,宽6.5厘米,厚4厘米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1—2号漆画屏风板)

    大同市博物馆藏(边框构件)

    这些漆画屏风板原是三面安置在石床榻上,完整围屏应为“十二牒(扇)”屏。屏风板双面漆画,风格接近东晋顾恺之的画风,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东晋、南朝文化艺术特征。人物故事内容取材于《列女传》《孝子传》,一面展现列女德行,另一面表现古贤忠孝德行、处世劝解等内容。研究者相信,这套漆绘屏风板很有可能直接由东晋南朝的工匠制作,或是北魏的漆工依照南方传来的粉本摹写而成,均见证着南方汉地传统文化对北方的影响。


    陶凭几

    东晋

    几面长47.5厘米,宽9.5厘米,连足通高22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凭几是为满足人在盘坐或跪坐时双臂有所扶靠、腰部有所依托的需求而诞生的日用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抱腰式三足漆木凭几,几面呈扁圆弧形,以三个兽形或蹄形足为支撑,高20—50厘米。墓葬中通常随葬同样形态的陶质凭几。南朝谢朓有《乌皮隐几》诗:“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题目中的“隐几”即凭几。(邬俊)


    金刚石金指环

    东晋永昌二年(322)

    最大径2.2厘米

    1970年江苏南京象山M7(王廙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目前看来,三国两晋南北朝唯一所见使用现代矿物学意义上贵重宝石矿料的饰物,仅仅是一枚金质指环,上面镶嵌着的是一颗具有原始结晶体形态的金刚石,现代人更乐意称之为钻石。它在当时西域的波斯、中南半岛上的“海南诸国”都有产出,中国关于金刚石的早期记载则明确表明它们来自天竺(印度)。


    蝉形金珰

    东晋

    最宽处5.2厘米,底边宽4.5厘米,高5.5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冠着金珰是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时尚。博山形的金珰内镂雕蝉形,既体现了“金”所表达的“金取坚刚,百炼不耗”之意,也表现了蝉具有的“居高食洁,口在腋下”的特殊品质——两者的结合似乎并非偶然。“金珰”又被称为“金博山”或“附蝉”,大体都是一类物品。而羽人御龙纹珰和羽人御虎纹珰多为女性使用,其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尚待深入研究。


    《佛说卅七品经》经卷

    东晋十六国

    纸本

    纵24.5厘米,横20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该经卷是5世纪上半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写本,卷轴装。所书文字捺笔很重,隶意很浓,承汉简之遗韵,处于隶书、楷书的过渡阶段。文献存62行,有首题,有乌丝栏。卷首上下缺损,卷面有规律性残洞,部分修补处有补字。根据近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遗书调查,世存《佛说卅七品经》仅此一份,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毋庸多言。


    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

    南齐

    宽240厘米,高75厘米

    顺砖长34.4厘米,宽14.5厘米,高5厘米

    竖砖长34.4厘米,宽14.5厘米,高5厘米

    1968年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吴家村南齐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树下高士”所表现的内容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的一部分。画面人物按自带榜题分别是魏晋时期的三位高士王戎、山司徒(山涛)、阮咸,以及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图中描绘他们各自休憩于林间树下,或拥琴而抚,或怀奏阮咸,或凝神思考的隐逸生活场景。这幅砖画位于丹阳吴家村南齐帝陵后室的东壁上,墓葬年代较南京西善桥大墓为晚,故而画面中榜题与人物对应出现了偏差。


    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 

    萨珊波斯帝国(5世纪) 

    口径9.6厘米,足径5.4厘米,高11.5厘米

    1970年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平城时期建筑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银质高足杯通体鎏金,外壁浮雕缠枝葡萄纹与攀枝童子五人(a—e),亦有禽鸟攀枝,葡萄叶和葡萄均十分生动;银杯腹部和喇叭形的足面上浮雕大片卷曲的莨苕叶。在被葡萄藤蔓划分出的空间内,有形态各异的攀枝童子,象征收获成熟的葡萄果实用以酿造美酒。这件萨珊波斯高足杯,是受来自中亚的酒神题材和来自东罗马的器形共同影响而产生的一件金银器杰作。


    磨花玻璃碗

    萨珊波斯帝国(5世纪)

    口径10.3厘米,腹径11.4厘米,高7.5厘米

    1987年山西大同南郊电焊厂北魏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玻璃呈浅绿色,半透明质地,上部侈口,口沿较宽;束颈部下面是鼓球形腹,腹外壁以冷加工技法磨饰出纵横排列有序的椭圆形凹面纹样,圜底及周围饰有七个较大的圆形凹面,而圜底正中央的圆形磨饰正好起到了稳定作用。这类圆腹杯体,明显是模仿早期西亚流行的鼓腹金银钵的造型。


    司马金龙墓表 

    北魏太和八年(484)

    宽45.7厘米,厚10.5厘米,通高64.2厘米

    座长47厘米,宽14.4厘米,高13厘米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表额:司空」琅琊」康王」墓表」

    表身:维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马金」龙之铭。

    墓表出土时位于墓门入口的券顶上部,呈碑形,表额篆文8字,表身10行,计66字。按墓表所述,司马金龙是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人。河内郡温县是两晋皇族司马氏的籍贯。据史书记载,司马金龙的父亲司马楚之在东晋末年北奔代地,金龙为楚之与北魏鲜卑族河内公主之子(《魏书 • 司马楚之传》)。司马楚之为东晋皇族,备受尊崇,北魏因此封他为琅琊王,以示器重。司马楚之去世后,王爵由其子司马金龙承袭,故司马金龙为第二代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历任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镇守西部疆域,管理北魏的各级官员;他还被授予“羽真”“司空”尊号,其中“羽真”或称“羽直”“于真”,为鲜卑语贵族尊称的汉语对音。同时,司马金龙起于中书学生(太学生),擢为太子侍讲,为拓跋弘(后来的北魏献文帝)讲解汉文经典,逝后谥号为“康”,故墓表称为“琅琊康王”。


    元显墓志

    北魏延昌二年(513)

    石灰石质

    通长72.5厘米,宽56厘米,高37.1厘米

    龟身通长72.5厘米,宽50.1厘米,高22.5厘米;头长17.7厘米,宽11厘米;爪宽6—7.5厘米,尾长21.5厘米

    盖最长处66厘米,最宽处56厘米,高14.6厘米

    志面长48厘米,宽43.5厘米

    底座长52.8厘米,宽47.4厘米,厚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北魏延昌二年(513),皇族城阳王十五岁的第三子却不幸去世。对于元显的早殇,墓志以华美沉郁的文辞,表达了城阳王家族的深切哀思。墓志取用细腻的青灰色石灰石,整体呈龟形,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玄龟。志文镌刻于龟身背部,志盖即龟壳。其镌刻于北魏迁都洛阳后,是北魏墓志书法中的精品。该墓志1918年出土于洛阳,先由傅增湘先生收藏,后捐赠北平历史博物馆,随文物南迁入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墓志琢刻精致,形制特殊,加之志文辞藻华丽,书法精绝,甫一出土,就极受金石学者和书法家们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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